杀鸡用牛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敢为天下先”，我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传统。尤其是那种大肆渲染的场合，我尽量避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动不动歌唱一下我们的祖国或者...，不管是某个聚会还是某个典礼、某个KTV场所。歌唱者的一股热情总使人自惭形愧，进而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好像他/她都把祖国都给歌唱了，剩下的人在他/她面前就立刻变得渺小和无足轻重了，或者他/她在歌唱的可是祖国或父老乡亲，我若不从，岂非可耻？

然而这样的事情总是无可避免，虽然我们可以对网络上流传的恶心事件大骂一通，却必须“硬着头皮”象木偶一样地接受另一方的压力。而是否这两者之间，就像弗洛伊德的理论所说的，一个人的欲望不在这一方面满足，就会在另一方面爆发?

仅仅如此针对性地爆发也就罢了，遗憾的是这种杀鸡用牛刀的影响，由于最初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象那个小孩对皇帝的新装那样看得那么清楚和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以致多年以后，尽管避免了外在的影响，却避免不了内心埋下的杀鸡用牛刀的习惯。

在我看来，对生活细节或回忆的过分夸大（我的blog可能常常如此），或者初次转向自我判断时所发现的巨大世界的惊讶而带来的一阵玄晕感，或者具体地把生活中小小事件夸大地比拟于最伟大的事情，一次长途奔波生出无限的感慨，独在异乡但不远时耳畔要响起乡曲才能平定思绪，一两次小小的挫折，需要动用命运交响曲般的音乐来缓和，诸如此类等等，理想主义者也许更可能犯这种内在的毛病，就像《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尼科夫一样。《读书》2005年某一期中提到一个作家等到他的爱人死去才发现自己爱她和她对自己的爱，才认真对待并写下某篇小说来检讨自己，而最初的拒绝承认，源于那种生活期待的心理，在这方面也具有某种相似性，以致读完这个故事后让我精神恍惚了许久。

对行文的朴素追求也是如此，尤其是避免引用的类比差距过大或者滥用句子，文思泉涌，还远不足以。